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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春節的消費“錢”景看經濟前景

 

  這個春節,譚主注意到這樣一組數據:

 

  除夕夜,伴隨著零點鐘聲的敲響,網聯清算公司和中國銀聯處理的全行業網絡支付交易達到峰值,最高并發量為每秒10.9萬筆,相較去年增長4.61%,創同期歷史新高。

 

  如果再把時間拉長看,除夕至大年初五,網絡支付交易同樣實現了高速增長。全行業網絡支付共計處理交易153.8億筆,金額7.74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5.8%10.1%。

 

  春節假期即將過去,新一年工作才剛剛開始,從春節的一些熱點現象和前兩個月的數據切入,我們能有什么發現?

  

  春節期間的網絡支付數據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映消費活躍程度。然而,有些人會說,春節期間的數據只是個案,并不能代表長期趨勢。

 

  如果要基于最近一段時間的數據看,那可能就要涉及一個指標,也就是狹義貨幣(M1)。

 

  狹義貨幣(M1)一般是指流通中現金與商業銀行活期存款的總和,是可以更直接轉化為購買力的資金。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1月份狹義貨幣(M1)余額同比增長5.9%,增速比上月末高4.6個百分點。

 

  這樣來看,可以更直接地轉化為購買力的錢是在增多的。但要說明這些錢到底花沒花,就還需要引入更多維的概念,廣義貨幣(M2)。

 

  廣義貨幣(M2)是狹義貨幣(M1)加商業銀行定期存款的總和。一般來說,如果M2-M1剪刀差在縮減,就意味著出現了微觀主體活躍度提升,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決策更加積極的信號。這本身可以被視為市場信心恢復的一個征兆。

 

  1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同比增長8.7%。算下來,M2-M1剪刀差為2.8%,較上月末的8.4%大幅收窄。

 

 

  具體到消費場景,譚主注意到,今年春節有一個新現象格外引人注目——低碳出行等綠色產品和服務廣受歡迎。

 

  一個重要原因是,2023年我國汽車銷量突破3000萬輛,其中新能源車的銷售占了近三分之一。這個春節,許多車主第一次駕駛新能源車經歷春運。相對應地,充電需要也就變得格外突出。

 

  譚主注意到,從小年到大年初三,全國高速公路上的新能源車通過充電樁累計充電量達到4990萬千瓦時。而充這些電,要消費多少錢,是有門道的。

 

  實際上,在用電高峰期、平峰期和低谷期,充電費用都不一樣,一些地方,高峰期和低谷期充1度電的差價在1元左右。作為消費者來說,都希望在用電低谷期充電,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所有的充電樁實現數字化、智能化管理。

 

  這一點,現在已經初步實現了。

 

  目前,全國已有超過100萬個充電樁接入國家電網智慧車聯網平臺,通過這個平臺,不僅方便查閱全國高速公路上的所有充電站點,同樣也方便根據不同地區用電需求,對充電樁進行功率控制,推進用電負荷削峰填谷。

 

  按照我們國家的規劃,參與車網互動示范試點城市要力爭2025年全年充電電量60%以上集中在低谷時段。

 

  這次春節期間很多人長途出行,無論是旅游還是探親,都是用電動車,這么大量的出行用電,是對智能化基礎設施的一次考驗,經受過這樣的考驗,未來大家用電動車等長途出行的場景不局限于旅游、探親。

 

  實際上,無論是充電樁,還是幫助充電樁實現網絡互聯的5G基站,早早就成為新基建的重點領域,這些投資成就了今天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消費場景。

 

  這樣的出行新方式對中國經濟來說有什么意義?

 

  就拿春節期間火爆的旅游來說,低成本和便利的出行促進了旅游消費。在一月的基礎上,二月的旅游消費數據肯定會進一步提高,這個變化會體現在大家熟知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中。

 

 

  然而,CPI這個數據本身,近一兩年卻被拿來唱衰中國經濟。

 

  不久前,國家統計局發布1月份月度數據,其中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出現下跌。很多外媒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出現15年來“最大跌幅”,來說明中國經濟已經陷入“價格下降—消費減少”的惡性循環。

 

  那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近期物價的波動?

 

 

  接近國家發展改革委的經濟專家金瑞庭給譚主分享了一個概念,錯月效應。今年1月份CPI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春節“錯月效應”。

 

  因為去年1月正值春節,因此對消費的帶動較為明顯,使得今年1月數據進行同比的基數原本就比較高,在春節期間釋放的消費需求,也就不會反映在今年1月的數據當中。

 

  如果再拆解CPI的構成結構,這種“錯月效應”的因素,就更加明顯了。

 

  國家統計局對居民消費價格統計調查涵蓋全國城鄉居民生活消費的食品煙酒、衣著、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務、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務等8大類、268個基本分類的商品與服務價格。

 

  1月份同比出現跌幅的主要集中在食品這一類別,由于食品價格的季節性變化往往比較大,節假日和非節假日的差距也會非常明顯。

 

 

  但除了食品之外,實際上工業消費品以及服務價格都維持在溫和上漲區間。

 

  在CPI數據統計時,國家統計局還會專門計算扣除食品、能源后的核心CPI,用來更好地衡量長期價格趨勢。1月,在扣除食品和能源后,核心CPI數據漲幅與近十年同期平均水平相當。

 

  再進一步來分析,與同比數據相比,CPI環比數據可以更直觀地反映出一段時間內的短期趨勢。

 

  1月份CPI數據環比上漲0.3%,短期來看,也是處在一個合理的溫和上漲區間。

 

  相關專業人士告訴譚主,看待1月份CPI數據,還要考慮豬肉價格下降等周期性因素,以及石油價格下降等輸入性因素。此外,也要考慮交通分項的擾動因素,2月隨著春運出現高峰,預計也將帶動CPI變化。

 

  任何數據,都要放在趨勢中,才具有解讀的意義。

 

  放在過去一整年的周期來看,中國CPI數據整體仍然處于正值區間,總體呈現溫和上漲,并沒有陷入持續性下跌。

 

  中國的CPI數據不論橫向比、縱向看,還是拆解開來看,都無法推斷所謂“物價出現總體下跌”的態勢。

 

  所謂的“價格下跌—消費減少”的惡性循環更沒有出現。2023年中國消費者人均消費支出增長9%,全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增長14.4%。

 

  整體來看,整個2023年,中國內需都在逐漸復蘇當中。

 

  2023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了47.1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50.3萬億元,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111.4%,比上年提高25.3個百分點。

 

  既然中國CPI數據總體保持穩定,那為什么總有一些聲音要拿著這個指標說事?

 

  分析今年以來一些美西方媒體關于中國CPI數據波動的報道,可以發現,其指向的主要結論就是中國經濟陷入“通縮”。

 

  金瑞庭對“通縮”概念有持續的關注。他提到,在西方經濟學的定義中,判斷一個經濟體是否陷入“通縮”,通常主要有這樣幾項指標:

 

  ||一是物價水平總體下降

 

  ||二是貨幣供應量減少

 

  ||三是伴隨經濟衰退

 

  通常,這三種現象同時出現,才判定出現了“通縮”。但按照上述來看,在中國這三種情況都不存在。

 

  既然這些外媒口中的“通縮”并不是一種符合經濟學邏輯的定義,那專門選擇持續塑造中國經濟“通縮”的概念,目的是什么?

 

 

  譚主對2023年以來外媒關于中國經濟“通縮”的報道進行了主題提取,其中,可以發現一個專業名詞——“資產負債表衰退”。

 

  這是外媒這一年來與“通縮”共同提及的一個新詞,但這個詞本身出現的年頭已經不少了。

 

  往前,還要追溯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帶來的債務積壓,使得日本民眾和企業捂緊錢包,哪怕銀行利率降到了0,拿不到利息也只想存錢或者優先還債,更別提花錢消費、投資了。

 

  面對這種現象,經濟學家辜朝明在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提出“資產負債表衰退”這一概念,描述了居民和企業資不抵債,只存不花——“需求不足”到極端的一種狀態。

 

  這種狀態下,一國央行降低利率或者增加貨幣供應量等宏觀政策,會幾乎失效,只能通過對經濟體制的結構性改革,才有可能擺脫這樣的狀況。

 

  相關專業人士告訴譚主,討論“通縮”的重要意義不在于其定義,真正重要的恰恰是不同定義背后的政策含義。

 

  這正是認清“通縮”敘事的核心所在。

 

  現在外媒把“資產負債表衰退”關聯“通縮”這樣的概念套用在中國經濟上,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中國按照美西方開出的“藥方”來改造自身的經濟,尤其想要用日本這個所謂的“前車之鑒”來告訴中國:

 

  中國的經濟模式不行,必須改變——不要浪費時間在長期的轉型升級上,除非立刻采取行動,“放水”刺激經濟,否則就會步日本后塵。

 

  然而,不止一位研究過“資產負債表衰退”概念的經濟專家都和譚主提過,中日差別巨大,相關概念不能直接套用。

 

  目前中國經濟有三點因素并不符合“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很多重要特征:

 

  ||中國經濟仍然在保持恢復性增長,并未陷入衰退;

 

  ||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額仍然保持增長;

 

  ||政府的負債率仍然處于安全水平。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中國調節自身經濟運行節奏的邏輯呢?

 

  曾經參與過多個五年規劃編制的清華大學學者董煜,從一個更加長期的視角做了一個回顧。

 

  從歷史上看,中國此前也經歷過類似數據波動的情景,其中一個階段是2012-2016年,其間衡量物價水平的另一個指標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連續54個月為負,最低達-5.9%,但CPI仍為正值。

 

  出現這個情況之后,中國沒有選擇直接“撒錢”。董煜告訴譚主,中國采取的方式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具體來說,我們是通過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和加快培育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去矯正價格信號,實現了PPI的由負轉正。

 

  我們沒有選擇“頭疼醫頭”,而是在供給端發力,向著高質量發展轉型。這樣的方式,或許不是見效最快的,但問題可以得到長效解決。

 

  這種轉型的努力,反映在貨幣金融領域中,就是信貸投放結構的提質優化。

 

  2018年以來,普惠小微貸款、制造業中長期貸款、綠色貸款等增速持續高于全部貸款增速,而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等傳統動能貸款增勢趨緩,占比逐漸下降。

 

  金融機構不斷加大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就是在匹配生產端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這幾年,我們能感受到國家一直在強調支持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

 

  這種支持,就是為了形成符合發展方向和市場需求的產能和產品,就是為了兼顧當下和長遠,通過投資創造長遠效應,達到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平衡。

 

  正因如此,我們能看到,投資正在不斷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轉移。

 

  2023年中央企業完成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2.2萬億元,同比增長32.1%。

 

  新能源方面完成投資額同比增長超34%。

 

  與之匹配的是,我們已經看到,綠色化、智能化、數字化的投資方向,正在轉變為更加追求綠色健康、科技智能、個性多樣的消費新風尚。

 

 

  看完這些分析,再來回想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無論是“有錢不敢花”,還是所謂中國經濟陷入“通縮”,都不能在事實層面站住腳。

 

  由于鮮少深入了解中國,所以才會出現看到個別指標波動后,“聽風就是雨”的情況。

 

  我們要做的,是風雨不動安如山,是盯著目標、沖著問題,繼續走好自己的路,繼續辦好自己的事兒。山再高,往上攀,總能登頂;路再長,走下去,定能到達! (文章來源:央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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